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📌 原文链接：🫂 创伤疗愈 · CPTSD Foundation
📚 内容摘要
文章以卡珊德拉神话为起点，回顾煤气灯操纵的历史与概念，指出其既存在于亲密关系中，也深深嵌入父权制、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结构性压迫中。作者同时描述认知失调如何伤害幸存者，并强调“被相信”与恢复自我认知的关键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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💡 详细内容
文章以卡珊德拉神话为起点，回顾煤气灯操纵的历史与概念，指出其既存在于亲密关系中，也深深嵌入父权制、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结构性压迫中。作者同时描述认知失调如何伤害幸存者，并强调“被相信”与恢复自我认知的关键意义。
卡珊德拉神话与“卡珊德拉效应”
卡珊德拉是特洛伊的女先知，她在阿波罗神殿中拒绝阿波罗的性要求，阿波罗作为惩罚剥夺了她预言被人相信的能力，从此无人相信她，即便她说的都是真的。
当代心理学用“卡珊德拉效应”描述类似卡珊德拉的女性，她们长期被社会和社群反复不相信，最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走向精神失常。
在这个神话中，阿波罗通过让所有人质疑卡珊德拉的真实性，削弱了她的身体自主权及坚持这一权利的能力，剥夺了她的力量和完整性，最终把她逼疯，让她与自己为敌。
这个神话与现实中的煤气灯操纵相呼应，体现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操控方式: 通过让受害者怀疑自己的真实感知来控制他们。
煤气灯操纵的概念与目的
“煤气灯操纵”一词源自1938年的戏剧《Gas Light》，指一种情绪和心理上的虐待形式，通过操纵让受害者怀疑自己的思想、感知、情绪和记忆。
施虐者的目的包括削弱受害者的自信，让其怀疑自己的现实感与理智，从而使其放弃立场、收回控诉，并为关系中的冲突承担责任。
这种操纵特别阴险之处在于，它把受害者自我保护本能本身描绘成“有问题”，让他们相信如果为自己说话，就是他们“太敏感”“太夸张”或“有病”。
作者指出，煤气灯操纵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，也是父权制、种族主义、资本主义等压迫系统惯用的控制手段。
父权制中的煤气灯：关于厌女与否认受害
哲学家 Cynthia A. Stark 在关于“煤气灯、厌女和心理压迫”的文章中指出，厌女往往通过煤气灯操纵里的“转移”成分表现出来。
具体表现是: 当女性对男性施暴者提出有可信度的指控时，男性或其盟友通过给女性贴“有缺陷”的标签来“解释”她们的指控，而且证据越强，对女性人格缺陷的指控就越恶毒。
Stark 指出，煤气灯操纵者采纳了一种明显不道德的前提，即如果加害者是高地位男性，遭受严重伤害的女性受害者就没有权利抱怨。
在现实中，人们习惯对女性站出来指控虐待给出各种动机解释，例如她们“需求感过强”“精神有问题”“自私”等，却往往绕开最直接的可能性: 她们说的是真的。
种族主义中的集体与文化煤气灯
作者指出，针对种族主义的文化和集体煤气灯例子“数不胜数”。
她举例说明，南北战争前的“逃奴癖”诊断，把逃跑的奴隶病理化，视为一种精神疾病。
在民权运动时期，精神科医生曾利用“精神分裂症”这一诊断，把美国黑人刻画成“暴力、充满敌意和偏执”的群体，而直到今天，黑人和非裔美国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比例仍高于白人。
这些诊断是试图把黑人面对种族压迫时恰当的“战或逃”反应，包括正当的愤怒和对自由的渴望，污名化为病态，从而实现对他们生存本能的煤气灯。
资本主义作为“最大的煤气灯者”与作者的个人选择
社会正义与精神健康平台 Mad in America 在一篇文章中称资本主义是“最大的煤气灯者”，指出多数人能清楚感受到制度的残酷与不公，却不断被各种权威告知“这个制度多好”“我们有工作多幸运”“我们多自由”。
作者从自身出发，表示自己尽可能在条件允许下退出“激烈竞争的赛跑”，部分出于生活方式偏好，部分是因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（C-PTSD）使她难以承受高度竞争环境。
她描述自己容易被高度竞争氛围、严厉或不宽容的沟通方式、任何真实或感知中的边界侵犯，以及使她如履薄冰的权威型上司所压垮。
因此她选择了一条非传统、收入更低的职业道路，以保护自己的平静与心理健康，并且需要不断提醒自己，这是对自己而言“最好的选择”，以对抗资本主义话语对这种选择的贬低。
煤气灯与认知失调：心理机制与后果
作者用“认知失调”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来解释被煤气灯的内在体验，即在关系中面对两套截然相反的经历、记忆、观点或情绪时产生的冲突。
施虐者对受害者实施煤气灯操纵时，会让他们在对伴侣、这段关系以及对自我的不同感知之间陷入深层、甚至超现实感的内心冲突。
若这种状态持续存在，会严重损害受害者功能，例如持续怀疑和反复推翻自己的决定、过度思考和“分析瘫痪”、对设定界限感到极端罪恶感，以及对自己和他人抱有僵化、苛刻的期待。
文章指出，煤气灯和由此产生的认知失调，在“病态亲密关系”（pathological love relationships）中尤其常见。
病态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与幸存者体验
人际伤害与病态教育研究机构在2007年的一项“后果症状调查”中发现，经历病态施虐者后，幸存者最常见的首要症状就是认知失调。
自恋者和精神病态者本身具有“杰基尔与海德”式的两面性，让受害者不得不在充满矛盾和使人发疯的行为之间不断适应与调和。
在这类关系中，幸存者会同时把病态伴侣体验为巨大肯定和严厉惩罚的来源，既会收到慷慨与鼓励，也会遭受极端贬低和残酷，以至于这段关系既是他们人生中“最好”也是“最糟”的经历。
受害者在这样的极端中习以为常，甚至开始以同样极端而矛盾的方式看待自己。
从卡珊德拉到现实：被相信的希望与“见证不公”
神话中的卡珊德拉最终从未被相信，她对特洛伊陷落和阿伽门农之死的精准预言都被忽视。
现实中，作者强调，身处煤气灯操纵中的受害者可以从一个事实中得到安慰，即哪怕在他们感觉最疯、最孤立的时候，总会有人相信并理解他们，有时只需要一个这样的人，就足以把他们从迷雾中拉出来。
作者引用 Shari Franke 的回忆录，讲述 Shari 第一次在治疗师那里听到“母亲是情感虐待者”的说法。 起初，“虐待”这个词在她耳中显得夸张而极端，她甚至能听见母亲在脑海中讥讽她“太夸张”。
但随之而来的体验像从一个漫长而模糊的梦中醒来，迷雾散去，真相刺眼而清晰: “问题不是我，从来都不是我。功能失调和混乱，全都在 Ruby 身上”。这一觉醒帮助她把痛苦的根源从自己身上移开。
作者指出，自己的经历与 Shari 极为相似，当她的治疗师第一次把父亲的行为称作“虐待”时，她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本来没什么“问题”，并开始有能力远离那些让她痛苦的谎言。
这两个故事让她深受触动，因为在两者中，都是“一个人”带来的相信和命名，对减轻煤气灯造成的症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哲学家 Miranda Fricker 在“见证不公”（testimonial injustice）的讨论中，将之界定为一种特殊的不公正，其本质是某人作为“认识者”的身份被伤害。
作者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愿望: 每个幸存者都能挣脱煤气灯和见证不公的影响，在那些真正相信他们的人帮助下，重建自己作为“认识者”的能力，也就是重新相信自己的感知与判断。
已在上文包含。
曾在亲密关系或家庭中经历情感虐待、煤气灯操纵的幸存者
关注父权制、种族主义、资本主义等结构性压迫机制的读者
心理咨询师、创伤治疗从业者以及研究煤气灯操纵和认知失调的专业人士
对神话隐喻与当代心理、社会议题关联感兴趣的读者
“问题不是我，从来都不是我，真正的功能失调和混乱在施虐者身上，而被人相信、被人点名真相，有时只需一个人，就足以把我们从煤气灯制造的迷雾中唤醒。”
- Author:EcomGrace
- URL:http://ecomgrace.com/article/article-cassandra-legacy-brief-history-of-gaslighting-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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